摘 要：在当今语文教育界里，作为阅读的一个重要环节文本细读已经越来越不受师生应有的重视，这对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和审美判断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只有引导学生细读文本，仔细分析文本语言和结构，提供具体的文本细读方法，并通过某些经典中学语文课文的分析，让教师和学生对文本细读有进一步的了解，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有所落实，取得一定的效果。“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作为当前一种阅读分析作品的方法，对当前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作品教学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新批评；文本细读；中学语文；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272-04
　　对当今中学生来说，语文课向来不被重视。许多中学生潜意识都自以为对母语已经掌握得不错，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语文上，即使遇到不懂也可以求助于练习册的答案解析、网络或者工具书，于是纷纷把精力投向了难以攻破的数理化学科。对于某些中学教师来说，讲授高质量的语文课程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这一切，归根到底还是目前语文教育界没有充分重视文本细读，没有对许多文本进行微观分析，做出自己独特的生命理解和感悟。基于此，本文拟从论述文本细读开始，重点介绍“咬文嚼字”，分析文本语言内部构成富有张力和谐整体的元素，并通过某些经典中学语文课文的分析，让教师和学生对文本细读有进一步的了解，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有所落实，取得一定的效果。
　　“细读”（close reading）是由20世纪初产生在英国的形式主义文论派别新批评派提出的。要很好地实现“细读”，则要找出由复义、悖论、隐喻、反讽、象征等形成的诗歌语言的张力结构。尽管20世纪60年代“新批评”逐渐走向衰落，但文本细读却以一种阐释文本的分析方法存在于批评实践中。
　　瑞恰慈说过，词语如何表示意义，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安心接受来自常识的回答[1]。为此，他在1936年出版了《修辞哲学》一书，重点建设文学语义学。根据辩证法原理，常识只能看到语言的表面现象，科学则要找出语言深层的规律。
　　对于这种情况，英美新批评派是特别重视的。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考察和评价文学的语言结构，通过对文本语言中的张力、悖论、冲突、含混、反讽的各个因素的分析，来考察所有这些因素如何使文本结构达到和谐统一。由于它已经作为一种阅读分析作品的方法，因此对于我们当前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作品教学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将通过分析其中4个批评术语，并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分析文本语言内部构成富有张力和谐的整体。同时，平时要注意积累这些术语对应的例子，才能对细读教学有所收获，达到细读文本的教学目的。
　　一、复义
　　“复义”又翻译为“含混”、“模糊”、“晦涩”等，出自威廉・燕卜荪的《复义七型》。他在这篇文章对复义下的定义是：“不论如何细微，只要使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反应的‘任何语义上的反应’。”[2]这里主要指的是诗歌语言的复杂多义现象。传统的批评家习惯于认为诗的意义是单一和纯粹的，只有一种解读方式。我赞同燕卜荪对复义的看法。其实，无论是一首诗，还是一篇散文、一本小说或一部戏剧，作者的创作和读者对其的解读都有合理性，文本绝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解释。作者在选取词义的时候，往往是选取他认为最合适的一个和可能赋予文本的几项含义。然而，一旦理解错误，便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歧义了。
　　燕卜荪经过大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复义’本身可以意味着你的意思不肯定，意味着有意说好几种意义，意味着能指二者之一或二者皆指，意味着一项陈述有多种意义。”[3]诗意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正是文学文本的永恒魅力所在，这些意义都是并存的，不是分立的肢解。其实，聪明的作者和高明的读者是非常善于引用复义的，聪明的作者善于在选词和用词时激发读者多样的联想，而高明的读者也善于运用自己的联想补充和丰富文本的意蕴。二者的结合，让文学文本迸发出新的生命力。要想实现语言的复义美，可以通过双关、象征、用典、比喻、通感等方式来实现。比如：
　　（1）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大堰河，是我的保姆。――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
　　此处用的是谐音双关，诗中“大堰河”的模特儿就是“大叶河”。原来“大堰河”是“大叶河”的谐音。艾青家乡浙江金华方音“大叶河”与“大堰河”是一样的。因为她来自“大叶河”村，所以村上的人都叫她为“大堰河”。
　　（2）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陆蠡《囚绿记》
　　此处明显用的是比喻，绿色本身给人的是一种充满生机的颜色，用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以及茂盛的年华，一下子就把平淡的语言变得生动活泼，把深奥的道理变为浅显易懂，把抽象的事物变得更加具体，让读者也情不自禁地想把这绿色囚禁起来。
　　（3）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毛泽东《沁园春・雪》
　　此处用了象征手法，长城自古以来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屹立在中华大地上，为保护中原的万里防线曾无数次阻挡了外族的入侵，代表了中华儿女顽强不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中，它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4）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沁园春・雪》
　　此句用典，一口气举出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5个人，他们一生虽有成就但还是存有缺陷。毛泽东对此感到惋惜：像秦始皇、汉武帝这样勇武的帝王，却没有注重文治；唐太宗和宋太祖，文学才华又略显不足。而当时称雄一世的成吉思汗，却只知道注重武功（而轻视了思想文化的建树）。从这些事例中可表明毛泽东对于自己怀有伟大的抱负而自信，并且会为此而付出努力：当今风流之人将不负历史使命，超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创造空前伟大的业绩。
　　（5）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朱自清《荷塘月色》 　　此处成为教学通感手法的典型例子，嗅觉和听觉相互协作、影响和沟通。用听觉来调动嗅觉，以便用多种感觉来想象荷花的清香，使阅读者如见其花，如闻其香，从而产生立体美的感受。
　　然而，复义并不是歧义或多义，并不是把文本肢解得越多越好。文本多重意义的合理性必须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证明。我们既不能只强调其中某个意义，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增设其他意义。
　　二、反讽
　　反讽一词，来自古希腊文，原为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一种固定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前说傻话，但最后这些傻话证明是真理，从而使对方只得认输。它原本是一种语言的修辞术，即所说的话与所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实际的意义与字面意义的对立，实现语言形式上的张力和意义上的增值。这个词的意思后来变成“讽刺”、“嘲弄”。新批评派把反讽概念变成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特性，甚至诗歌中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哲学态度。他们认为，诗歌中的语言往往受整体语境的影响而与日常意义发生疏离，诗歌中所有语词意义都受到语境的约束和修辞，因而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反讽[4]。克林思・布鲁克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5]。语境能使一句话的含意颠倒，这就是反讽。打个比方，“今天真是个好日子”，这句话在一定的语境下可以与它的字面意义相反。这说明了文学语言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布鲁克斯所强调的“反讽”不仅如此，他还侧重揭示为读者所忽略的那些相对较为隐蔽的反讽。鲁迅《拿来主义》里的语言充满了许多相对较为隐蔽的“反讽”色彩：
　　（1）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
　　（2）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3）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
　　（4）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
　　这里举出的语词都存有“反讽”的色彩。要真正分析这些不和谐的逻辑，就要能抓住表现结构和理论相矛盾的反语。当时上海《文学》月刊正在讨论如何对待“文学遗产”问题，在讨论中存在着“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两种错误倾向。鲁迅为此感到危机重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政府的迎合媚外，二者相互勾结，一个“送去”，一个“送来”，造成了民族文化的严重危机，同时革命内部在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存在着观点不一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鲁迅写了《拿来主义》一文，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反动派的卖国罪行，阐明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基本观点。因此，上述列举4句话里的某些语词，如：第一句的“挂”、“发扬国光”；第二句的“算得显出一点进步”；第三句的“丰富、大度”；第四句的“摩登”。这些语词看上去都是褒义或中性的，而鲁迅在这里其实是想用作对立含义，让这些语词显现出幽默、讽刺和奚落的效果，从而达到批判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罪行。通过当时这样的语境，我们可读出鲁迅的心充斥着无比“忧愤”的感慨。
　　反讽不仅是诗歌新颖而富有活力的一种表现，而且在文本中随处可见，在现代批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隐喻
　　新批评派在诗歌语言技巧上不重视象征而特别重视隐喻。它不仅仅是修辞学上的术语，还是诗歌的一种基本要素。布鲁克斯曾经说过：“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现代诗歌的技巧：重新发现隐喻并充分运用隐喻。”[6]隐喻的特点是通过类比的方法使人在意念中关照两种事物，用诉之感官的意象去暗示无法理解而诉之感官的意象，从而使人的心灵向感官投射[7]。威廉・K・维姆萨特也高度重视隐喻。他在许多论文中详细分析了隐喻的各种机制。对于隐喻，瑞恰慈、斯坦福和维姆萨特等人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瑞恰慈把比喻分成两个部分：喻体和喻旨，前者是一种具体的形象，后者则是从形象中引申出来的抽象意义[8]。斯坦福则对隐喻做了一个布鲁克斯所知道的最准确的定义，发表在《希腊隐喻：理论与实践研究》。维姆萨特对此提出了已经上升到哲学角度的见解：
　　在理解想象的隐喻的时候，常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B（喻体，vehicle）如何说明A（喻旨，Tenor），而是当两者被放在一起并相互对照、相互说明时能产生什么意义。强调之点，可能在相似之处，也可能在相反之处，在于某种对比或矛盾[9]。
　　维姆萨特在此提出了隐喻要强调的东西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包括两种不同的方式：其一是强调类比事物之间的异中之同，其二是强调类比事物之间的同中之异。这是新批评所提倡的隐喻的“异质原则”；其次，他认为隐喻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喻旨和喻体之间的相异性。隐喻的两级距离越远，则越有力量。如果它们之间的联系完全违反逻辑，含义就更丰富；其三，隐喻也是一种“具体抽象”，在于它能产生一个更一般化的类。对于这个一般化的类来说，可能永远没有名字而只能通过隐喻才能被理解；最后，维姆萨特还强调隐喻离不开语境。一旦离开特定的语境被反复运用，放到哪儿都是同一意义，这样的比喻也就失去了生命力[10]。因此，隐喻不再是一种说明或解释，而是一种衍生第三义的言说方式[11]。隐喻所产生的第三义又是很难作简单的表述，只有通过隐喻本身才能理解，比如：在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中，对小女孩“芦柴棒”的外形描述，就正符合“新批评”派对隐喻的要求：
　　“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首先，作者把小女孩“芦柴棒”放在了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工房的特定背景里。在这种身体已经包给了叫做“带工”老板的背景下，包身工在工房里面是毫无人身自由和管理权的。因此，饥饿、贫穷、睡眠不足、挨打、克扣工资等是常有的事情。“芦柴棒”就是常年受到“非人”的虐待，身体被榨到可以看到骷髅了，连厂门口的“抄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于是，把她比喻成芦柴棒，便是非常生动和充满力量了。通过这样的相异性隐喻，让阅读者从这个隐喻中不仅能想象小女孩的形象，怜悯和同情她在工房里所遭到的“非人”待遇，而且激发出对帝国主义与本国“三座大山”相勾结的情形的愤恨之情，从而再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包身工制度对工人的迫害，针对帝国主义这种残暴掠夺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揭发和严厉的抨击，它对于动员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张力
　　张力原来用于物理名词，指物体所承受的来自两个相反方向的拉力，在修辞学上则引申为互补物、相反物和对立物之间的冲突或摩擦。在文学批评中，“张力”的概念源自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一般认为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动或意义的地方，都被认为存在着张力。它后来被引入到艾伦・退特的《论诗的张力》一文中，用于探讨诗歌中的感性与理性结合的问题。
　　由于退特的努力，“张力”成为“新批评”最主要的术语之一，有人甚至因此将“新批评”称作“张力诗学”（tensional poetics）。退特指出：“…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我所能获得的最深远的比喻意义并无损于字面表述的外延作用，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字面表述开始逐步发展比喻的复杂含意：在每一步上我们可以停下来说明已理解的意义，而每一步的含意都是贯通一气的。”[12]退特的这个解释告诉我们“张力”是由诗歌的内涵和外延有机结合所能达到的最完整的整体，或者说，是各种相反的因素共存于一体的状态。它强调的是诗歌语义结构的复杂多样性，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实现诗歌的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统一。
　　新批评认为，没有张力的诗是没有诗韵和诗味的诗，不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在这里，笔者拟以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里的意象“云彩”作为举例论证：
　　从题目可以看出，“再别”是一种告别，从原来的意义来说，一般都是和人进行告别。可是第一段告别的是云彩：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在这里，诗人不仅轻轻地和校园告别，还要和云彩悄悄地招手告别，不想惊动它了。然而，细想起来，其实步子再大、声音再响，也不会惊动云彩的。所以说，云彩在这里已经不是现实点缀在天空的云，而是成为了诗化的想象和诗人美好的回忆。孙绍振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隐藏在心头的秘密。和云彩告别，就是和自己的记忆告别，只有把脚步放轻、声音放低才能进入回忆的氛围，陶醉在美妙的境地。这段话的诗意充分蕴含在云彩这个形象之中，它所表示的内涵意义“回忆”与云彩这个形象本身在逻辑上是相互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并没有让这种内涵意义失去作用，反而相得益彰，共同强化了诗人内心不舍的情感，构成了诗歌相互排斥又互相牵制的艺术张力。
　　“张力”这一概念后来被新批评的其他人物引申，成为诗歌内部各种矛盾因素对立统一现象的总称，并成为考察和评价诗歌的基本标准之一。
　　总之，文学文本细读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要明确的是，一切阅读必须从文本出发，再考虑文本以外的要素。读者应当冷静认真地看待并充分吸收文本细读方法的合理成分，对文学文本作细腻、深入、真切、扎实的感知，阐释和分析阅读。同时，它也对当今的语文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应提供多种细读的合理思路给学生参考，从而让他们在平常阅读中对字、词、句、段、篇树立起“从细微处见精神”的理念，认真分析文本中词与词、词与句子、句子与句子、语言与结构、结构与主旨之间的复杂关系。长此下去，学生才能提高阅读鉴赏和习作能力，从而切实提高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王先霈.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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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81.
　　〔7〕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7-158.
　　〔8〕〔11〕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51，152，152.
　　〔10〕赵炎秋.文学批评实践教程[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47.